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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发表于 2006-07-27 22:41
版主奖励：30点
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近代中国，急功近利，在器物层面上务实，在文化层面上务虚。社会发展缺乏有生命活力的现代文化支撑，造成文化体制有外壳而无灵魂，经济生产更只有产品低劣的简单复制。
而大学及大学教育，则成为这种战略的受害者。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没有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人文生态枯萎、教育目的异化、人文精神萎缩，使中国的大学，工具化、功利化、市侩化、沼泽化。姚国华先生痛言：“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大学教育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摇篮。大学教育的失败，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失败。
那么，该如何重建大学？
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回归全面的人文教育，使大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百年中国：大学独领风骚
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给尼奇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起，大学就已经成为“政府－社会－个人”这个经典三角关系中人类发展的一个文明开化因素。大学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和维持平衡。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改朝换代大动荡的半个世界，中国大学的陆续开办和深刻变革，给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打上了深深的大学运动的烙印。
1924年6说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军政首脑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几年间，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下，北大网罗了大批思想学术大师。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延安抗大，为新中国培养的大批党政军干部
在黄埔军校师生的基础至上，蒋介石建立起国民党政权，其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官员，都毕业于黄埔军校。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所特殊的大学。
还有一所特殊的大学，那就是陕北的“抗大”。从南方红色根据地到延安，有各式各样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学校、随营学校、公学、学院等等。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
西南联大校训。这所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给陕北公学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
1937年平津沦陷后，流亡中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春天，临时大学迁往大西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湘粤黔滇旅行团，两个多月间徒步跋涉3360华里，抵达昆明，与绕道香港、越南入滇的其他师生会合。于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西南的穷乡僻壤中，诞生了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它所积淀的深厚学术资源，融进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业绩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一批人解放后流向海外，在华人世界中形成了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科学精英。
当代大学之病
然而，大学走到今天，却走进了一个沼泽。姚国华先生痛斥道：“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清华大学，每年有将近20％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而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回国。
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和学术传统的大学，在市场大潮中，变得畸形起来：
工具化：大学成为服务于具体现实需要的机构（看看全国有多少所大学争着抢着办MBA！），实用主义迷漫，教育体制僵化、人文思想枯萎；
教条化：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官僚化：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因此，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大学的管理事务。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大学宝贵的资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浪费着。
世俗化：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学生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便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一些大学生除计算机和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
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成为学术退化、学术*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体来说，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中国的大学，就这样迷失在沼泽里，欲罢不能。
大学的核心使命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一个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大学就是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它不掌握现实权力，也不是经济、政治的工具，但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拥有独立的文化权威。
大学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成为时代的应声虫。大学不只要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而不是经济政治的服务性、附属性、辅助性、工具性机构。大学的使命在于以自由、超越、博大、深厚、多元、宽容、尊重的精神，建立一种反思、对话、批评、创造的文化环境。
在此基础上，姚国华先生提出，当代大学需要实现其核心使命：
1、大学生作为精神无产者，应成为抑制利益集团膨胀的清新力量。大学处在当下与未来的中介之上，立足于现实，又能够认识、反省、批判现实，并主导对现实的全面改造。大学应培养大批新生力量，给社会注入现代意识、文化科学资源，保持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以舆论监督抵抗利益集团恶性的膨胀，扼制深藏在现实生活中的千年*之根复发。
2、中国大学不能满足于知识教育的工具性使命，还要全面承担发展文化与科学的使命，甚至还要部分地承载提升全民精神空间的使命。一个稳定、深刻、统一、强大的民族要有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力量，从各个层面支撑全民的文化空间。
3、要根本改变中国人在全球化格局里的被推动、被同化、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文化中心。大学，首先要成为民族的文化根基，成为国家统一的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心，成为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的现代重建，以及作为其轴心的大学建设，必须把根本思路放在人类文明的全面对话、反思、综合、创生之上，以求在全球一体化、技术化、信息化、消费化、军事对峙及市场竞争之上赢得主动，形成新的价值和新的文明——不是弱势的跟随，而是强势的创造。
重建象牙塔，重塑民族魂
那么，当代中国，该如何重建大学，实践其核心使命呢？
笔者同意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创造10倍的效益，10倍的后劲”观点。这个大学特区，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综合发展体系，集教学、研究、创作、发明、运用、推广、市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也是社会前进的发动机。
在“大学特区”为核心的战略指导下，作者还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大学重建的主张。其中包括：
科学院、社科院、文化艺术团体取消独立建制，核心部分大学化（并入大学），其他部分市场化；
多数高校可以推向地方、民间及市场，实行产业办学；但文化教育不是产业，大学更不能产业化；
高校招生制度的分化：重点大学精英化选拔，普通高校大众化普及，灵活多样与严格标准相统一；
在此基础上，当前的大学，必须以公开透明的外科手术扼止沼泽化，清淤割瘤，进行结构性重组，整顿内部管理，进行开放式、流动式的办学。
最核心的是，我们应该从头反思我们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如此，则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大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教不兴，国何以立？
近代中国，急功近利，在器物层面上务实，在文化层面上务虚。社会发展缺乏有生命活力的现代文化支撑，造成文化体制有外壳而无灵魂，经济生产更只有产品低劣的简单复制。
而大学及大学教育，则成为这种战略的受害者。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没有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人文生态枯萎、教育目的异化、人文精神萎缩，使中国的大学，工具化、功利化、市侩化、沼泽化。姚国华先生痛言：“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大学教育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摇篮。大学教育的失败，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失败。
那么，该如何重建大学？
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回归全面的人文教育，使大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百年中国：大学独领风骚
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给尼奇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起，大学就已经成为“政府－社会－个人”这个经典三角关系中人类发展的一个文明开化因素。大学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和维持平衡。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改朝换代大动荡的半个世界，中国大学的陆续开办和深刻变革，给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打上了深深的大学运动的烙印。
1924年6说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军政首脑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几年间，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下，北大网罗了大批思想学术大师。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延安抗大，为新中国培养的大批党政军干部
在黄埔军校师生的基础至上，蒋介石建立起国民党政权，其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官员，都毕业于黄埔军校。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所特殊的大学。
还有一所特殊的大学，那就是陕北的“抗大”。从南方红色根据地到延安，有各式各样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学校、随营学校、公学、学院等等。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
西南联大校训。这所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给陕北公学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
1937年平津沦陷后，流亡中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春天，临时大学迁往大西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湘粤黔滇旅行团，两个多月间徒步跋涉3360华里，抵达昆明，与绕道香港、越南入滇的其他师生会合。于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西南的穷乡僻壤中，诞生了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它所积淀的深厚学术资源，融进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业绩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一批人解放后流向海外，在华人世界中形成了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科学精英。
当代大学之病
然而，大学走到今天，却走进了一个沼泽。姚国华先生痛斥道：“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清华大学，每年有将近20％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而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回国。
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和学术传统的大学，在市场大潮中，变得畸形起来：
工具化：大学成为服务于具体现实需要的机构（看看全国有多少所大学争着抢着办MBA！），实用主义迷漫，教育体制僵化、人文思想枯萎；
教条化：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官僚化：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因此，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大学的管理事务。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大学宝贵的资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浪费着。
世俗化：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学生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便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一些大学生除计算机和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
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成为学术退化、学术*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体来说，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中国的大学，就这样迷失在沼泽里，欲罢不能。
大学的核心使命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一个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大学就是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它不掌握现实权力，也不是经济、政治的工具，但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拥有独立的文化权威。
大学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成为时代的应声虫。大学不只要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而不是经济政治的服务性、附属性、辅助性、工具性机构。大学的使命在于以自由、超越、博大、深厚、多元、宽容、尊重的精神，建立一种反思、对话、批评、创造的文化环境。
在此基础上，姚国华先生提出，当代大学需要实现其核心使命：
1、大学生作为精神无产者，应成为抑制利益集团膨胀的清新力量。大学处在当下与未来的中介之上，立足于现实，又能够认识、反省、批判现实，并主导对现实的全面改造。大学应培养大批新生力量，给社会注入现代意识、文化科学资源，保持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以舆论监督抵抗利益集团恶性的膨胀，扼制深藏在现实生活中的千年*之根复发。
2、中国大学不能满足于知识教育的工具性使命，还要全面承担发展文化与科学的使命，甚至还要部分地承载提升全民精神空间的使命。一个稳定、深刻、统一、强大的民族要有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力量，从各个层面支撑全民的文化空间。
3、要根本改变中国人在全球化格局里的被推动、被同化、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文化中心。大学，首先要成为民族的文化根基，成为国家统一的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心，成为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的现代重建，以及作为其轴心的大学建设，必须把根本思路放在人类文明的全面对话、反思、综合、创生之上，以求在全球一体化、技术化、信息化、消费化、军事对峙及市场竞争之上赢得主动，形成新的价值和新的文明——不是弱势的跟随，而是强势的创造。
重建象牙塔，重塑民族魂
那么，当代中国，该如何重建大学，实践其核心使命呢？
笔者同意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创造10倍的效益，10倍的后劲”观点。这个大学特区，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综合发展体系，集教学、研究、创作、发明、运用、推广、市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也是社会前进的发动机。
在“大学特区”为核心的战略指导下，作者还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大学重建的主张。其中包括：
科学院、社科院、文化艺术团体取消独立建制，核心部分大学化（并入大学），其他部分市场化；
多数高校可以推向地方、民间及市场，实行产业办学；但文化教育不是产业，大学更不能产业化；
高校招生制度的分化：重点大学精英化选拔，普通高校大众化普及，灵活多样与严格标准相统一；
在此基础上，当前的大学，必须以公开透明的外科手术扼止沼泽化，清淤割瘤，进行结构性重组，整顿内部管理，进行开放式、流动式的办学。
最核心的是，我们应该从头反思我们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如此，则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大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教不兴，国何以立？
修改于2006-10-07 17:19:27
edit
凤凰台网“文化学者”客座专栏： http://blog.ifeng.com/1146242.html 凤凰网“心灵驿站”心理咨询圈： ht…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28 19:23
笔者同意姚国华先生创建性地提出，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创造10倍的效益，10倍的后劲”观点。这个大学特区，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综合发展体系，集教学、研究、创作、发明、运用、推广、市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也是社会前进的发动机。
感谢先生的指引！
问好，周末愉快：）
露华枕晨曦，小桥别院移。偏格横趣幽篁里，云深无处觅。 清亭青云侧，曲径盘丝笛。何情能解相思雨，流水自来…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29 19:53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大学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成为时代的应声虫。大学不只要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而不是经济政治的服务性、附属性、辅助性、工具性机构。大学的使命在于以自由、超越、博大、深厚、多元、宽容、尊重的精神，建立一种反思、对话、批评、创造的文化环境。
感谢先生的好文章
：）坚决支持～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朱弦一拂余音在，只是当时寂寞心.......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30 15:52
Dr.Bear先生所思考的问题，涉及中华民族之大课题！赞赏中……
“近代中国，急功近利，在器物层面上务实，在文化层面上务虚。社会发展缺乏有生命活力的现代文化支撑，造成文化体制有外壳而无灵魂，经济生产更只有产品低劣的简单复制。”
有时间，我喜欢在网络论坛上或博客中散步，带着热情，带着欣赏的眼光，带着善意的期待。假如你也正好散…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30 16:25
（评论）教育平民化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总理在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教育问题仍然是全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近期关于教育发展的诸多争论出现的时候，*总理的回答为这些争论找到了一个基本的起点。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这是符合今天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社会中最广泛意义上的事业。教育的广泛性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既是投入者，又是惠及者。因此我们在考虑教育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今天中国社会的组成结构。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名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在不少地区，教育投入占据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8％。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教育并不是一个贵族事业，它仍然担负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使命。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而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刚刚达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让所有的人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启蒙，获得个体的解放，从而由改革自身命运到改革社会。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目前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其实平民教育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优秀传统。从远的说，孔子三千弟子多数来自民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子路出身贫贱，《说苑》说他“常食藜藿之实”。就是近代，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投身乡村学校建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被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几百所高等学术机构代表，评为全球十位最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平民教育为我国培养出大量国家栋梁，兴业巨子和学术大师。
可能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可以承担相当高的教育费用，因此教育也要分成三六九等。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忽视平民教育，那么上行下效，势必使得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单纯重视利润，那么就无法保证教育的公平原则。连教书育人这个最神圣的事业都无法保证公平，那么我们还怎么样教会未来的社会栋梁认识公平和公正。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千百年来，中国人早就把教育当作了改变命运、启蒙大众的一种崇高事业。如果今天许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总理在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教育问题仍然是全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近期关于教育发展的诸多争论出现的时候，*总理的回答为这些争论找到了一个基本的起点。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这是符合今天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社会中最广泛意义上的事业。教育的广泛性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既是投入者，又是惠及者。因此我们在考虑教育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今天中国社会的组成结构。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名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在不少地区，教育投入占据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8％。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教育并不是一个贵族事业，它仍然担负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使命。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而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刚刚达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让所有的人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启蒙，获得个体的解放，从而由改革自身命运到改革社会。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目前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其实平民教育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优秀传统。从远的说，孔子三千弟子多数来自民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子路出身贫贱，《说苑》说他“常食藜藿之实”。就是近代，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投身乡村学校建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被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几百所高等学术机构代表，评为全球十位最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平民教育为我国培养出大量国家栋梁，兴业巨子和学术大师。
可能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可以承担相当高的教育费用，因此教育也要分成三六九等。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忽视平民教育，那么上行下效，势必使得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单纯重视利润，那么就无法保证教育的公平原则。连教书育人这个最神圣的事业都无法保证公平，那么我们还怎么样教会未来的社会栋梁认识公平和公正。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千百年来，中国人早就把教育当作了改变命运、启蒙大众的一种崇高事业。如果今天许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凤凰台网“文化学者”客座专栏： http://blog.ifeng.com/1146242.html 凤凰网“心灵驿站”心理咨询圈： ht…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31 12:44
仅靠大学守护不了“大学精神”
日前，以“创新与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刚刚闭幕。在如火如荼的高招时节，在港校内地招生显现“鲇鱼效应”时，聚集一堂的世界高校校长们带来的信息不会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港校内地招生的火热，且已有高考状元舍清华而入港校的事例，于是有人表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担忧，此语也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依我看，没必要争论“一流二流”，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北大清华从来就没有成为一流，所以谈不上“沦为二流”；而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北大清华将必然是“一流”，港校只有千人左右的招生名额，尚难撼动其霸主地位，况且，北大清华也的确有自身的绝对优势。
对北大清华“一流二流”的争论，莫如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声音在大学校长论坛上同样能听到。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已经使基础教育畸形，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创新型人才培养就没有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说：“一个人有些学术成就后，立刻就被安排行政职务，这种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学术的创新。”说实话，对中国大学弊病的批评和建议，多年来从无间断。如上述大学校长所言，也并没超出曾经的论说范围，但作为大学教育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有着深切的感受，而且观点更权威。可以由此确证的是，校长们对当前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清楚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大学已经进行了怎样的改变？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努力？我们的环境是否给了大学校长们以用武之地？
论及大学，人们常常谈到“大学精神”一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论坛开幕式上也讲了这一点：“无论大学如何创新，如何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要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使大学在创新和服务中以它的先进思想和品格影响社会，引导社会，使‘大学’的荣誉得以发扬光大，永远光荣。”国不可无大学，大学不可无精神。大学会随着时势而变，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大学精神，一定要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胸怀和气度，一定要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但知易行难。大学固然是守护“大学精神家园”的主阵地，但是，我们不可奢望靠大学自己就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在“源头”上，“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缺乏创新人才的“绿色通道”，大学接手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多、综合素质缺乏；在培养阶段，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充式教学，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以“就业率”考核为标志、急功近利的“大学技校化”倾向，使得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缺乏长远的创新的意识——这三个环节，仅靠大学的努力，远远不够。
创新、求变、宽容、开放、自由、独立……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学精神的表述，但是，这样的表述同样应该成为大学之外的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反之，守旧、狭隘、封闭、附庸……必然会对大学精神造成伤害。以眼下论，港校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或许可以给内地大学以提醒和反思的契机，但这样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大学本身。
作者：樊夫 来源：新京报
日前，以“创新与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刚刚闭幕。在如火如荼的高招时节，在港校内地招生显现“鲇鱼效应”时，聚集一堂的世界高校校长们带来的信息不会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港校内地招生的火热，且已有高考状元舍清华而入港校的事例，于是有人表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担忧，此语也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依我看，没必要争论“一流二流”，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北大清华从来就没有成为一流，所以谈不上“沦为二流”；而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北大清华将必然是“一流”，港校只有千人左右的招生名额，尚难撼动其霸主地位，况且，北大清华也的确有自身的绝对优势。
对北大清华“一流二流”的争论，莫如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声音在大学校长论坛上同样能听到。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已经使基础教育畸形，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创新型人才培养就没有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说：“一个人有些学术成就后，立刻就被安排行政职务，这种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学术的创新。”说实话，对中国大学弊病的批评和建议，多年来从无间断。如上述大学校长所言，也并没超出曾经的论说范围，但作为大学教育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有着深切的感受，而且观点更权威。可以由此确证的是，校长们对当前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清楚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大学已经进行了怎样的改变？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努力？我们的环境是否给了大学校长们以用武之地？
论及大学，人们常常谈到“大学精神”一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论坛开幕式上也讲了这一点：“无论大学如何创新，如何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要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使大学在创新和服务中以它的先进思想和品格影响社会，引导社会，使‘大学’的荣誉得以发扬光大，永远光荣。”国不可无大学，大学不可无精神。大学会随着时势而变，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大学精神，一定要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胸怀和气度，一定要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但知易行难。大学固然是守护“大学精神家园”的主阵地，但是，我们不可奢望靠大学自己就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在“源头”上，“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缺乏创新人才的“绿色通道”，大学接手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多、综合素质缺乏；在培养阶段，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充式教学，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以“就业率”考核为标志、急功近利的“大学技校化”倾向，使得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缺乏长远的创新的意识——这三个环节，仅靠大学的努力，远远不够。
创新、求变、宽容、开放、自由、独立……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学精神的表述，但是，这样的表述同样应该成为大学之外的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反之，守旧、狭隘、封闭、附庸……必然会对大学精神造成伤害。以眼下论，港校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或许可以给内地大学以提醒和反思的契机，但这样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大学本身。
作者：樊夫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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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7-31 17:01
学习了~~：）
露华枕晨曦，小桥别院移。偏格横趣幽篁里，云深无处觅。 清亭青云侧，曲径盘丝笛。何情能解相思雨，流水自来…
*看望季羡林为其祝寿 探讨和谐(图)
发表于2006-08-07 14:22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今天，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说：“您今天穿了一件红衣服，非常精神。您现在是红衣少年。”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房间里气氛显得轻松而热烈。 2003年、2005年，*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说：“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实现科学发展，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知识分子。我们要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季羡林和总理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 季羡林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 *说：“中国要受到世界的尊重，第一要靠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幸福；第二要靠国民素质、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道德力量。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 *举例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魏晋南北朝，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我们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品表示景仰，他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时间流逝，不知不觉已近10时。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季羡林切分生日蛋糕，请总理和大家一起分享。 *起身告辞时说：“我对您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您在书上写道：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临别时，*紧紧握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新华网北京8月6日电(新华社记者 徐京跃) |
季羡林：我的“三不主义”
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thread/view/214_20724275_.html
大儒无声 -- 季羡林
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thread/view/218_20724211_.html
回顾与思考: 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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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8-08 11:09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回复:重建“大学精神”之塔，重塑“中华…
发表于2006-09-04 11:22
三大“怪现象”：海外学者评中国大学浮躁风
采访九位在国外名校任教的华人学者
许多高校将发表论文和获得硕士学位挂钩，从而催生出不少“学术垃圾”。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论文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谈到高校教育现状，一位大学教授向记者念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事实上，有关中国大学存在的“怪现象”早就是教育界关注的话题，而近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则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浮躁风气”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采访到多名在国外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他们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对此，《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采访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刘慧华教授。刘慧华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复旦授予的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赴美留学，现在哈佛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刘慧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大学存在的浮躁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美国学校教育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在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上，一直有相互分离、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现象。十年前，有人称美国的学校是“战争地带”，在这一地带，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文化之间持续不断进行着战争，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学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例如，美国教授也会让学生们帮助做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实验室类的学科中，学生给教授“打工”的情况更是不稀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年薪6.8万美元，其中私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达到13万美元，公立大学教授有的为9.8万美元。然而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决，这包括用大量的时间去申请项目、筹集资金，自己从事研究或实验的时间自然会减少。刘教授说，即使在哈佛医学院这样资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为一名终身教授的工资也是从自己申请的项目中领取。如果讲3个月的课，学校就发3个月的工资，如果不讲课而去做实验，工资就只能从项目基金中领取了。所以，美国的教授都面临很大压力。如果面临升级问题，同样会有出书或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论文要发表在知名杂志或刊物上。
就教师用研究生干活的问题，记者还采访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学者。这位学者认为，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是学校里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学生中可能并不多见，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学生帮教师做实验，然后与教师一起署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教师可能会将学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则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来说，如果单单是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大学制度严格、管理规范，靠造假冒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发表论文，先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公示期，众目睽睽之下，要想蒙混过关很难。此外，随时都在履行监督责任的高校各级委员会也有助于减少浮躁学风。
大学“怪现象”之一：拼凑抄袭，造假浮夸
根据切身的体会和观察，刘慧华教授认为，现在国内的教育功利性强，这样的环境是不容易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刘教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现在国内不少高校要求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一年内要拿到若干个项目，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这些指标与津贴、级别挂钩，完不成任务津贴等级会自动下降。在这种气氛与压力之下，有人将半成品论文拿出来充数，有人将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搭车署名、相互挂名，甚至是抄袭篡改。像众多心系国内的学者一样，刘教授对此也深感忧虑。
针对近两个月来，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与北大之间的辩论，刘教授认为“目前应该认真思考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深刻意义”，既要看到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物质待遇和实际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体制和学术风气是否出现偏差。做假、抄袭不完全是浮躁问题，还有一个整体道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求速效”、“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现象，学者也会有“用知识去换钱”的市场化行为。在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则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审查很难。因为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高校领导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学者撑门面。在这样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成教授认为：“说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韩国政府从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愿望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韩国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大学“怪现象”之二：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告诉记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和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谈起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能力，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会赞不绝口，但国际数理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却为数不多。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急于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为取得博士学位，愿意付出100万元。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
慕尼黑大学的胡安教授则认为，学术风气浮躁，教授们应该负起一定责任。现在，不少国内大学的教授天天在跑会。他认识的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竟然带了30名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一个班。很多校长和教授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但手里又有项目和充足的科研经费，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让他们来完成项目，其结果可想而知。
章教授曾在日本著名的文科国立大学——一桥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是商学，目前已回到上海的高校任教。章教授认为，商学最基本的工作是企业调查。只有对企业的财务有较详尽的调查，才能对其经营提出一套理论建议来。“但是，我很少看到我们大学的教师去企业调查。”相反，章教授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教授们不断去外面讲课，讲解从美国翻译过来的经营理论，而案例分析则是从中国杂志上剪下来的企业信息。“靠这些，我们的教授可能成为经济上富有的人，但却很难成为在国际学术界有建树的学者。”
针对这一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介绍说，新加坡就没有教师擅自出外讲学赚钱的现象。新加坡的大学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规定教师是全职，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能在其他地方任教；二、对教师为其他机构担任顾问的时间也进行严格规定，即不超过整个工作时间的20%，而且要向学校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担任，获得的酬劳也要分一部分给学校；三、教师出外开会，也要向学校请假，不得擅自出去。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的请假管理制度，学校教师一年只有28天假期。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学则不同。美国大学给教师发9个月的工资，其余时间就靠自己另谋途径，因而才会有那么多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专家到国内任客座教授。
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张教授对记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有很少的人，但现在，国内的情况却是人人谈学术，似乎谁都能搞科研，这是应该制止的。”目前，国内各大学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现象仍然如火如荼，高官“拿”博士、大款“捐”博士的状况仍屡禁不止。这种假文凭一旦充斥社会，必将损害中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含金量。
大学“怪现象”之三：师生一气，互搭便车
老师要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学生也需要老师关照，这在中国大学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提到这一点，曾在日本一桥大学教书的章教授也是感慨颇多，他对记者说：“在审查学生的毕业论文时，有时会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研究生读书不多，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底欠缺了一些。这样的论文水平，要是在一桥大学，恐怕一篇也不能给及格。”章教授说，研究生论文的末尾列出了一长串参考文献，其中很多根本和论文无关。“这样的文献也能堂而皇之地列在论文后面?导师究竟看过论文没有?”
柏林学者杨红教授也向记者谈了她的所见所闻。教育部要搞本科教学评估，一所著名高校就为此忙碌一年：不及格的试卷叫学生重新填一份；硕士研究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做科研，却一年年扩招；发表文章得交钱；有些老师整堂课没来上课，叫学生白等。学生在那种人浮于事的风气下也不务正业，平时不学，考试作假。一些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中翻译一篇自选英文文献，几乎没有一个将英文论文的标题翻译对了的，老师只好代劳。
对于以上提到的大学种种“怪现象”，各国华人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很多人认为，造成高校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缺乏规范的学位机制和成果发表机制。因此，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大学里恢复纯洁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学术的风气。“对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人员，不宜用过于机械的指标进行与科研周期相比期限太短的考核。而对有特殊贡献的院士与名教授，学校应当充分信赖、免予考核，让他们潜心做学问、搞科研。”
华人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不良风气，需要政府、社会和高校的齐心协力。比如，在德国就规定教授不能到校外兼职；教授工作还要接受学生的评分；每年，审计部门对学校经费使用进行审核；政府将经费下放给各个学术组织，民主推荐优秀人才进入院士行列等。
在东京大学工作多年的靳飞教授对记者说：“亚洲大学中，东京大学算是历史比较长的，有130年的时间。但亚洲的办学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本来不是本土文化中生长出的树木，在风雨中成长了100多年后，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这也是自然的。不仅中国的大学有问题，日本的大学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表现方式不同。”靳教授认为，本来我们有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但在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冲击后，过去的不能用了,新的又用不好。“特别是这两年，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以前积累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要想用几年时间解决大学的问题，谈何容易?关键是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大学之路。而这中间是免不了要交些学费的。”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内外有同等的学术环境，他们愿不愿意回国做研究和教学，得到的答案全是“愿意”。
（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邹德浩 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陈 欣 特约记者 陈言）
采访九位在国外名校任教的华人学者
许多高校将发表论文和获得硕士学位挂钩，从而催生出不少“学术垃圾”。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论文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谈到高校教育现状，一位大学教授向记者念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事实上，有关中国大学存在的“怪现象”早就是教育界关注的话题，而近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则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浮躁风气”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采访到多名在国外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他们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学“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对此，《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采访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刘慧华教授。刘慧华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复旦授予的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赴美留学，现在哈佛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刘慧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大学存在的浮躁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美国学校教育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在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上，一直有相互分离、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现象。十年前，有人称美国的学校是“战争地带”，在这一地带，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文化之间持续不断进行着战争，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学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例如，美国教授也会让学生们帮助做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实验室类的学科中，学生给教授“打工”的情况更是不稀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年薪6.8万美元，其中私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达到13万美元，公立大学教授有的为9.8万美元。然而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决，这包括用大量的时间去申请项目、筹集资金，自己从事研究或实验的时间自然会减少。刘教授说，即使在哈佛医学院这样资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为一名终身教授的工资也是从自己申请的项目中领取。如果讲3个月的课，学校就发3个月的工资，如果不讲课而去做实验，工资就只能从项目基金中领取了。所以，美国的教授都面临很大压力。如果面临升级问题，同样会有出书或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论文要发表在知名杂志或刊物上。
就教师用研究生干活的问题，记者还采访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学者。这位学者认为，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是学校里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学生中可能并不多见，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学生帮教师做实验，然后与教师一起署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教师可能会将学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则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来说，如果单单是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大学制度严格、管理规范，靠造假冒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发表论文，先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公示期，众目睽睽之下，要想蒙混过关很难。此外，随时都在履行监督责任的高校各级委员会也有助于减少浮躁学风。
大学“怪现象”之一：拼凑抄袭，造假浮夸
根据切身的体会和观察，刘慧华教授认为，现在国内的教育功利性强，这样的环境是不容易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刘教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现在国内不少高校要求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一年内要拿到若干个项目，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这些指标与津贴、级别挂钩，完不成任务津贴等级会自动下降。在这种气氛与压力之下，有人将半成品论文拿出来充数，有人将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搭车署名、相互挂名，甚至是抄袭篡改。像众多心系国内的学者一样，刘教授对此也深感忧虑。
针对近两个月来，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与北大之间的辩论，刘教授认为“目前应该认真思考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深刻意义”，既要看到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物质待遇和实际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体制和学术风气是否出现偏差。做假、抄袭不完全是浮躁问题，还有一个整体道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求速效”、“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现象，学者也会有“用知识去换钱”的市场化行为。在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则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审查很难。因为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高校领导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学者撑门面。在这样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成教授认为：“说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韩国政府从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愿望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韩国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大学“怪现象”之二：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告诉记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和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谈起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能力，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会赞不绝口，但国际数理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却为数不多。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急于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为取得博士学位，愿意付出100万元。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
慕尼黑大学的胡安教授则认为，学术风气浮躁，教授们应该负起一定责任。现在，不少国内大学的教授天天在跑会。他认识的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竟然带了30名硕士生、博士生，相当于一个班。很多校长和教授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但手里又有项目和充足的科研经费，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让他们来完成项目，其结果可想而知。
章教授曾在日本著名的文科国立大学——一桥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是商学，目前已回到上海的高校任教。章教授认为，商学最基本的工作是企业调查。只有对企业的财务有较详尽的调查，才能对其经营提出一套理论建议来。“但是，我很少看到我们大学的教师去企业调查。”相反，章教授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教授们不断去外面讲课，讲解从美国翻译过来的经营理论，而案例分析则是从中国杂志上剪下来的企业信息。“靠这些，我们的教授可能成为经济上富有的人，但却很难成为在国际学术界有建树的学者。”
针对这一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介绍说，新加坡就没有教师擅自出外讲学赚钱的现象。新加坡的大学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一、规定教师是全职，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能在其他地方任教；二、对教师为其他机构担任顾问的时间也进行严格规定，即不超过整个工作时间的20%，而且要向学校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担任，获得的酬劳也要分一部分给学校；三、教师出外开会，也要向学校请假，不得擅自出去。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的请假管理制度，学校教师一年只有28天假期。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学则不同。美国大学给教师发9个月的工资，其余时间就靠自己另谋途径，因而才会有那么多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专家到国内任客座教授。
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张教授对记者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有很少的人，但现在，国内的情况却是人人谈学术，似乎谁都能搞科研，这是应该制止的。”目前，国内各大学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现象仍然如火如荼，高官“拿”博士、大款“捐”博士的状况仍屡禁不止。这种假文凭一旦充斥社会，必将损害中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含金量。
大学“怪现象”之三：师生一气，互搭便车
老师要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学生也需要老师关照，这在中国大学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提到这一点，曾在日本一桥大学教书的章教授也是感慨颇多，他对记者说：“在审查学生的毕业论文时，有时会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研究生读书不多，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底欠缺了一些。这样的论文水平，要是在一桥大学，恐怕一篇也不能给及格。”章教授说，研究生论文的末尾列出了一长串参考文献，其中很多根本和论文无关。“这样的文献也能堂而皇之地列在论文后面?导师究竟看过论文没有?”
柏林学者杨红教授也向记者谈了她的所见所闻。教育部要搞本科教学评估，一所著名高校就为此忙碌一年：不及格的试卷叫学生重新填一份；硕士研究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做科研，却一年年扩招；发表文章得交钱；有些老师整堂课没来上课，叫学生白等。学生在那种人浮于事的风气下也不务正业，平时不学，考试作假。一些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中翻译一篇自选英文文献，几乎没有一个将英文论文的标题翻译对了的，老师只好代劳。
对于以上提到的大学种种“怪现象”，各国华人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很多人认为，造成高校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伦理教育、缺乏规范的学位机制和成果发表机制。因此，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大学里恢复纯洁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学术的风气。“对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人员，不宜用过于机械的指标进行与科研周期相比期限太短的考核。而对有特殊贡献的院士与名教授，学校应当充分信赖、免予考核，让他们潜心做学问、搞科研。”
华人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不良风气，需要政府、社会和高校的齐心协力。比如，在德国就规定教授不能到校外兼职；教授工作还要接受学生的评分；每年，审计部门对学校经费使用进行审核；政府将经费下放给各个学术组织，民主推荐优秀人才进入院士行列等。
在东京大学工作多年的靳飞教授对记者说：“亚洲大学中，东京大学算是历史比较长的，有130年的时间。但亚洲的办学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本来不是本土文化中生长出的树木，在风雨中成长了100多年后，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这也是自然的。不仅中国的大学有问题，日本的大学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表现方式不同。”靳教授认为，本来我们有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但在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冲击后，过去的不能用了,新的又用不好。“特别是这两年，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以前积累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要想用几年时间解决大学的问题，谈何容易?关键是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大学之路。而这中间是免不了要交些学费的。”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内外有同等的学术环境，他们愿不愿意回国做研究和教学，得到的答案全是“愿意”。
（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邹德浩 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陈 欣 特约记者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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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4:39
清华大学，每年有将近20％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而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回国。
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和学术传统的大学，在市场大潮中，变得畸形起来：
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和学术传统的大学，在市场大潮中，变得畸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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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4:46
以下是引用水柔儿ァィ在2006-07-29 19:53的发言：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大学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成为时代的应声虫。大学不只要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而不是经济政治的服务性、附属性、辅助性、工具性机构。大学的使命在于以自由、超越、博大、深厚、多元、宽容、尊重的精神，建立一种反思、对话、批评、创造的文化环境。
感谢先生的好文章
：）坚决支持～
同感！不重复了！
自幼研习中医，性散淡，豪放不羈。从事过农工医，公务员诸业。服务过外、合、私企业，体验生活。而今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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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6:05
*总理的回答为这些争论找到了一个基本的起点。
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
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
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
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
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
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
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
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
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
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
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
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
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
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
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
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
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
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
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
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
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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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6:07
如果今天许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
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
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
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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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7:01
这个话题值得关注.
东莞利通五金制造厂 大陆第一家专业制造钢珠滑轨的厂家, 生产各类高精密度的钢珠滑轨.产品主要用于各式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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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7:56
在中国建大学，难！
“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中国人普遍缺失。而大学并不是因为有高楼大厦和巨额经费，主要是要有大师。如果具备奴性，在艺术或学术上有再高的造诣，也不可能是大师，至多是个匠人。中国太多的匠人，缺少大师。
鲁迅当然是大师，胡适当然是大师，李敖当然是大师……如果因为政见不合，把他们关在监狱，他们便成为了囚徒，连作一个普通的人都难，怎么要求他们成大师呢！
只有政府少干预大学的管理，大学的管理者们彻底与政府脱钩，他们可以有各自的政见，也因此可以加入不同政党，但不能由某个政党来领导大学。政府与企业都难以分开，何况在重视宣传管制*的国度，政府怎能放开“教育机器”呢？
http://www.tuhe-yyg.cn 杨先生13826199035。专注于通风降温除尘。土禾风机、水帘、工业除尘器、集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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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4 19:39
我们這里有不同的政党,
目的只一个,
都是在国会内提供更多的參議供獻国家,
有些事人民也反对,经过參議也尊重国家执行.
每个人都有基本学识水平,
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到某階段很重要,
我看中國是一直进步中,,一代人的环境改良,
虽要長时间一路路走好,,
有时想想？？说不出話來！！
想多腦子累了~~~
不想了~~~做~~问自己能做什么？？
我在這时空内的一点点,世间永运有问題,...
目的只一个,
都是在国会内提供更多的參議供獻国家,
有些事人民也反对,经过參議也尊重国家执行.
每个人都有基本学识水平,
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到某階段很重要,
我看中國是一直进步中,,一代人的环境改良,
虽要長时间一路路走好,,
有时想想？？说不出話來！！
想多腦子累了~~~
不想了~~~做~~问自己能做什么？？
我在這时空内的一点点,世间永运有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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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5 10:14
学习来了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五金电器配件厂是一家专业生产铜质管件、卫浴器材、医疗床配件、塑料制品的企业。本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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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6 14:45
大学是人生之梦,只是因为寄托了太多的梦,所以就变的不美丽了,人生太多的知识与经验来自与社会实践,所以大学是舞台,但是大学的背后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怎么能培养出来适合社会所用的人才呢?损失在不该损失的地方的人才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只有把人才真正意义上的聚集在一起由一个主要的部门,刨除官僚人际情感等因素来用人才,使各类人才合理利用,无论是怎么用,都需要有政府的强烈支持才可以.大学的梦我已经失去了,回忆久久.............
以诚经商、以信经商.做新一代的商人. 心也博客: http://zgd001.blog.china.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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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6 14:48
以下是引用Dr.Bear在2006-07-30 16:25的发言：
（评论）教育平民化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总理在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教育问题仍然是全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近期关于教育发展的诸多争论出现的时候，*总理的回答为这些争论找到了一个基本的起点。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这是符合今天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社会中最广泛意义上的事业。教育的广泛性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既是投入者，又是惠及者。因此我们在考虑教育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今天中国社会的组成结构。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名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在不少地区，教育投入占据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8％。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教育并不是一个贵族事业，它仍然担负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使命。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而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刚刚达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让所有的人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启蒙，获得个体的解放，从而由改革自身命运到改革社会。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目前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其实平民教育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优秀传统。从远的说，孔子三千弟子多数来自民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子路出身贫贱，《说苑》说他“常食藜藿之实”。就是近代，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投身乡村学校建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被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几百所高等学术机构代表，评为全球十位最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平民教育为我国培养出大量国家栋梁，兴业巨子和学术大师。
可能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可以承担相当高的教育费用，因此教育也要分成三六九等。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忽视平民教育，那么上行下效，势必使得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单纯重视利润，那么就无法保证教育的公平原则。连教书育人这个最神圣的事业都无法保证公平，那么我们还怎么样教会未来的社会栋梁认识公平和公正。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千百年来，中国人早就把教育当作了改变命运、启蒙大众的一种崇高事业。如果今天许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教育是无限的发展,人才是国家的未来,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形成一种风尚才可以把大量的人才合理利用,很多的农村与城镇的人才因为没有经济能力留在该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导致大量人才都流失在荒野之中.加紧各级各政府的小区重视教育的普及,以及重要性的传播,国家大的方向实施,一直追究到个人头上，就如同纳税一样的..（评论）教育平民化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总理在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教育问题仍然是全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近期关于教育发展的诸多争论出现的时候，*总理的回答为这些争论找到了一个基本的起点。他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使人人得到教育。这是符合今天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社会中最广泛意义上的事业。教育的广泛性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既是投入者，又是惠及者。因此我们在考虑教育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今天中国社会的组成结构。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名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在不少地区，教育投入占据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8％。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教育并不是一个贵族事业，它仍然担负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使命。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而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刚刚达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让所有的人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启蒙，获得个体的解放，从而由改革自身命运到改革社会。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目前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其实平民教育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优秀传统。从远的说，孔子三千弟子多数来自民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子路出身贫贱，《说苑》说他“常食藜藿之实”。就是近代，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投身乡村学校建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被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半球几百所高等学术机构代表，评为全球十位最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平民教育为我国培养出大量国家栋梁，兴业巨子和学术大师。
可能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可以承担相当高的教育费用，因此教育也要分成三六九等。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忽视平民教育，那么上行下效，势必使得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单纯重视利润，那么就无法保证教育的公平原则。连教书育人这个最神圣的事业都无法保证公平，那么我们还怎么样教会未来的社会栋梁认识公平和公正。
因此，平民教育是政府责任的最好体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收入的差距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除了平民百姓之外，还有许多生活在都市下层、贫穷山村中的群体，包括农民工等等。他们中的孩子们也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这种教育恐怕不单是平民教育，更是贫民教育。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成立了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在自觉地实践着一个理念，那就是不让下一代再因为愚昧而贫穷。这种情景难道不值得我们对平民教育，甚至是贫民教育做一些思考吗？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千百年来，中国人早就把教育当作了改变命运、启蒙大众的一种崇高事业。如果今天许多孩子仍然上不起学，那么未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基础就无法得到保障。教育平民化，不但是给千百万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给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民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愿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以诚经商、以信经商.做新一代的商人. 心也博客: http://zgd001.blog.china.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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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09-06 14:51
以下是引用Dr.Bear在2006-07-31 12:44的发言：
仅靠大学守护不了“大学精神”
日前，以“创新与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刚刚闭幕。在如火如荼的高招时节，在港校内地招生显现“鲇鱼效应”时，聚集一堂的世界高校校长们带来的信息不会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港校内地招生的火热，且已有高考状元舍清华而入港校的事例，于是有人表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担忧，此语也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依我看，没必要争论“一流二流”，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北大清华从来就没有成为一流，所以谈不上“沦为二流”；而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北大清华将必然是“一流”，港校只有千人左右的招生名额，尚难撼动其霸主地位，况且，北大清华也的确有自身的绝对优势。
对北大清华“一流二流”的争论，莫如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声音在大学校长论坛上同样能听到。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已经使基础教育畸形，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创新型人才培养就没有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说：“一个人有些学术成就后，立刻就被安排行政职务，这种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学术的创新。”说实话，对中国大学弊病的批评和建议，多年来从无间断。如上述大学校长所言，也并没超出曾经的论说范围，但作为大学教育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有着深切的感受，而且观点更权威。可以由此确证的是，校长们对当前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清楚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大学已经进行了怎样的改变？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努力？我们的环境是否给了大学校长们以用武之地？
论及大学，人们常常谈到“大学精神”一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论坛开幕式上也讲了这一点：“无论大学如何创新，如何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要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使大学在创新和服务中以它的先进思想和品格影响社会，引导社会，使‘大学’的荣誉得以发扬光大，永远光荣。”国不可无大学，大学不可无精神。大学会随着时势而变，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大学精神，一定要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胸怀和气度，一定要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但知易行难。大学固然是守护“大学精神家园”的主阵地，但是，我们不可奢望靠大学自己就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在“源头”上，“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缺乏创新人才的“绿色通道”，大学接手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多、综合素质缺乏；在培养阶段，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充式教学，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以“就业率”考核为标志、急功近利的“大学技校化”倾向，使得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缺乏长远的创新的意识——这三个环节，仅靠大学的努力，远远不够。
创新、求变、宽容、开放、自由、独立……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学精神的表述，但是，这样的表述同样应该成为大学之外的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反之，守旧、狭隘、封闭、附庸……必然会对大学精神造成伤害。以眼下论，港校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或许可以给内地大学以提醒和反思的契机，但这样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大学本身。
作者：樊夫 来源：新京报
高等人才在于引导和挖掘潜在和用可能成为人才的人群,使人才的合理利用程度大面积的增加,一人帮一人,人人都参加,那是一种学习风范,什么类形的书籍也比不了,各级政府的主动宣传与知识与经济相联系,让道德普及在人群之中,形成原有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仅靠大学守护不了“大学精神”
日前，以“创新与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刚刚闭幕。在如火如荼的高招时节，在港校内地招生显现“鲇鱼效应”时，聚集一堂的世界高校校长们带来的信息不会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港校内地招生的火热，且已有高考状元舍清华而入港校的事例，于是有人表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担忧，此语也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依我看，没必要争论“一流二流”，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北大清华从来就没有成为一流，所以谈不上“沦为二流”；而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北大清华将必然是“一流”，港校只有千人左右的招生名额，尚难撼动其霸主地位，况且，北大清华也的确有自身的绝对优势。
对北大清华“一流二流”的争论，莫如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担忧。这种担忧的声音在大学校长论坛上同样能听到。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已经使基础教育畸形，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创新型人才培养就没有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说：“一个人有些学术成就后，立刻就被安排行政职务，这种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学术的创新。”说实话，对中国大学弊病的批评和建议，多年来从无间断。如上述大学校长所言，也并没超出曾经的论说范围，但作为大学教育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有着深切的感受，而且观点更权威。可以由此确证的是，校长们对当前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清楚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大学已经进行了怎样的改变？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努力？我们的环境是否给了大学校长们以用武之地？
论及大学，人们常常谈到“大学精神”一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论坛开幕式上也讲了这一点：“无论大学如何创新，如何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要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使大学在创新和服务中以它的先进思想和品格影响社会，引导社会，使‘大学’的荣誉得以发扬光大，永远光荣。”国不可无大学，大学不可无精神。大学会随着时势而变，但“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大学精神，一定要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胸怀和气度，一定要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但知易行难。大学固然是守护“大学精神家园”的主阵地，但是，我们不可奢望靠大学自己就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在“源头”上，“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缺乏创新人才的“绿色通道”，大学接手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多、综合素质缺乏；在培养阶段，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充式教学，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以“就业率”考核为标志、急功近利的“大学技校化”倾向，使得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缺乏长远的创新的意识——这三个环节，仅靠大学的努力，远远不够。
创新、求变、宽容、开放、自由、独立……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学精神的表述，但是，这样的表述同样应该成为大学之外的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反之，守旧、狭隘、封闭、附庸……必然会对大学精神造成伤害。以眼下论，港校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或许可以给内地大学以提醒和反思的契机，但这样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大学本身。
作者：樊夫 来源：新京报
以诚经商、以信经商.做新一代的商人. 心也博客: http://zgd001.blog.china.alibaba.com
回复:*看望季羡林为其祝寿 探讨和谐(…
发表于2006-09-06 14:54
以下是引用Dr.Bear在2006-08-07 14:22的发言：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今天，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说：“您今天穿了一件红衣服，非常精神。您现在是红衣少年。”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房间里气氛显得轻松而热烈。 2003年、2005年，*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说：“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实现科学发展，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知识分子。我们要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季羡林和总理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 季羡林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季羡林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 *说：“中国要受到世界的尊重，第一要靠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幸福；第二要靠国民素质、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道德力量。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 *举例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魏晋南北朝，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我们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品表示景仰，他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时间流逝，不知不觉已近10时。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季羡林切分生日蛋糕，请总理和大家一起分享。 *起身告辞时说：“我对您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您在书上写道：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临别时，*紧紧握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新华网北京8月6日电(新华社记者 徐京跃) |
季羡林：我的“三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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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无声 --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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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思考: 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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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他老人家,希望通过他的引导自己也可以纳入这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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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 VS 中国的“世界第一”情结
学者痛批名校体制弊端 称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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