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出台政策，提供服务，目的就是让农民愿意种粮，愿意投入。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中央财政对农民的补贴一涨再涨，最低收购价也是一涨再涨，可为什么还是有人在“双改单”，还是不愿多种粮，或不愿多投入以获得高产出？关键是他种粮使国家实现了增产增收，但他个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收获。因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由啥决定？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粮农并不真的关心能从种粮上得到了多少钱，而在于种粮不可能成为一家一户增收的主要途径之后，它能成为啥？能成为事业吗？能光宗耀祖吗？
　　回顾30年改革发展历程，我们国家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有着清晰的政策体系。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上，一是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实现农业增收，二是通过逐步实行规模经营实现生产增收。但是这两个思路都是目标性的，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德国花了30年使10万农民减到3万，而我国30年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减幅的。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实现规模经营也是相对的。因此，国际上的这两项通则在中国的国情下只是长远目标而已。我们现在的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政策主要就是补贴。事实证明，补贴是一个手段，但作用有限，因为人均地少，补贴额度又不抵种粮成本的增速。
　　现在种粮的主力农民在50岁上下，他们坚持种粮是靠传统教育在支撑，包括家族生存的哲学理念和现代集体主义精神。因此，要提高农民种商品粮的积极性，首先应将贡献的荣誉还给农民。也就是说，在这种地少人多的现实面前，不要勉强地提倡靠种粮“增产增收”。若长期不能靠种粮实现“增产增收”，便出现负面效应，即政府失信于民，农民也就失去积极性。要想让粮食成为物价稳定的基础也行，那就必须让种粮的农民通过长年为国家贡献粮食最终获得一个种粮的待遇。比如，种粮的农民在贡献了一定数量的商品粮后，老年时可以获得国家给予的类似退休一样的待遇，包括养老、医疗、保险等等。同时，粮价不能人为地打压得太低，要保持在合理水平，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愿意继续种粮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也使种粮的农民有被社会认可的归属感。
　　人要面子树要皮，不蒸馒头争口气。农民也是一样。当你生产的东西不值钱，被浪费，你会有荣誉感吗？当种粮既不挣钱又没面子，你会有积极性吗？因此，要让种粮农民有荣誉感有待遇，使他们将种粮认定为自己的事业，从而愿意提高种粮的政治素质、经营素质、科技素质和市场素质，愿意成为职业种粮人。现在政府关心的是终极目标，即产量。产量是政绩，但最根本的政绩是我们是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种粮队伍。50岁的人应该是“稳定的”，但他的素质不一定在提高。央视现在报道粮食生产的最常用的手法是比较法，父子比较、邻里比较，结果是年龄大些的农民由于不愿接受新的生产技术而落伍。为什么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就是因为目前的一些政策措施还是没有让他们“眼前一亮”。多予少取是对的，但有时简单地把钱直接地给人，反而让人心里不舒服。
　　素质难提高关键是产业不稳定。今儿种小麦不挣钱，明儿改种辣椒，后儿再种食用菌，不稳定就不专业。每一个产业进入市场的途径都不同，一村一品必须是稳定的一村一品才能形成进入市场的能力，农民才能形成专业素质。我们一直在培训农民，但培训达标后一定要给农民“资格”，给予他市场准入的待遇，贷款优惠的待遇等等。农民培训不是工程项目，要有长效机制，设置常设机构。农民需要参与培训，向谁提出申请？怎样进入培训体系？怎么获得职业资格？获得资格以后怎么运用？应该有一个稳定的机构来进行系统管理。
　　粮农为社会的稳定做贡献，政府就应为粮农的稳定想办法。“面积必须要增加，产量必须要增长”，这种计划经济的工作方式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了，政府必须兼顾粮食和粮农两个方面的稳定，才能最终实现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