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6日，我顺利的进入了深圳龙华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早上面试，中午吃他们提供的免费盒饭，下午就签定了合同。我能这么顺利的原因很简单，专业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深圳市重点引进学科），各科考试都及格，学士学位，英语过六级，出身农村，面容老实，符合他们的所有条件。更重要的是在回答“你心中的富士康是怎样的一个企业”时，我的答案是“富士康是一个跨国性的综合型企业集团”，考官立即眉开眼笑，差点和我握手了！

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第二天早上7点40就到了产线。那里就是生产全球顶级品牌苹果电脑的地方，我的工作是QE，即品质工程师。我是很要求完美的人，但是看到苹果电脑对品质的追求，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存有挑剔眼光的人，国产的电器即不漂亮，也不精致，几乎都是不良品。由于经常上夜班，我这个裁判又很难在生产单位和品保部门间获得平衡，老是在生产线上和他们吵架，于是申请去做采购，想过国际贸易的瘾。

那边部门的名字说出来后吓倒了好几个同学，全称叫“中央周边全球机构采购部MPE事业采购处采购二课”，我的职称则还要加上“全球采购工程师”。既然是全球，那就少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我的工作是负责Nokia的手机零件采购。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有恋家之情，Nokia也不例外，基本上20%的定单来自芬兰一国，30%的来自其他欧洲国家，20%来自美洲国家，剩下的来自亚洲国家。即使是从中国采购的产品，也是外商独资的企业，所以Nokia手机的每一颗零件，除了加工费是中国的，其他的全不是！

这其中，经历过很有意思的几个国际友人。芬兰的Yaho每周只上四天班，每次打电话过去，不是因时差关系没上班，就是被告知去休假去了，后来到公司拜访时，一看是金发碧眼睛的美女，心都陶醉了！来自丹麦的两个帅哥由于名字太长，拼写又没规律，所以就忘记叫啥了，不过他们俩为了区区900美圆的货物赔偿专程从丹麦坐飞机到香港，又转程至深圳龙华，还和我谈判了三天，这个壮举着实令我们小组的人刮目相看！因为这个往来交通费，伙食，住宿，娱乐总费用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倍的900美圆了！

再说说德国的Nokia工程师Sami，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往来邮件基本上持续写了一个月，其行为已足以证明，“关系”这个次在非汉语国家也是通用的。因为一个很小的外观问题（说得夸张点，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出来的，眼睛不好使的盯着这个缺陷看，看久了容易散光的那种）在德国那边给日本供应商签了样品，而在中国这边的Nokia工程师又不给签样，于是麻烦就来了，多角关系开始上演，中国Nokia工程师，德国Nokia工程师，日本供应商，中国富士康采购（就是我），Nokia采购玩起了踢球游戏，其结果就是折腾了这家日本供应商近一个月，最后还索赔320万日圆。

再说说日本Nichibei公司的品质部长大鹤正史，一个胖矮而又狡猾的老头，就在这320万日圆的问题上和我纠缠了又近一个月，每次来访时都会带些日本的巧克力来慰劳组里的女士。他的助手也很耐人寻味，很多次我都会在大清早接到来自日本的国际长途：“何先生，您好！我日本人柳华！”后来我和他套近乎，原来他八年前还是东北的中国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了日本，而后来就成了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了。另一个日本人是大连Star公司的野冢先生，学问丰富，人却很精瘦，也是因为蜂鸣器的一点小问题，带着他的三人小分队，不远万里从日本飞到大连，又从大连飞到深圳，和我讨论品质问题。后来他们竟然连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Powerpoint讲义都不肯留下，说是技术问题要保密，真让人费解！

后来又接见过来自马来西亚的张信义先生，他祖上是华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是属于那种好欺负类型的人。他们主要供应手机用马达，因为有次2颗马达需要退货，我就给他送了一份邮件，说是让他亲自来处理。没想到，过了一周，他真从马来西亚飞过来了，送给我的也是本国产的巧克力。开会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而周围却是来自生产，品管，制工，客服的人，大家七嘴八舌，就像斗地主一样，好在我也是老实人，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散会的时候，他碰碰我的胳膊，说“吃饭去，吃饭去”，这倒把我弄糊涂了！当时的规矩，按公司的话来说“不仅不要在工作上和供应商走的太近，就是生活上也不能走得太近”，无奈之下，还是我带他去吃饭的地方，付钱时大家抢着买单，最后还是让我给强行退回去了，后来一清点，三人中餐，我损失65元。

最后再说说来自香港的林先生。他通常戴着黑色边框的眼镜，西装笔挺，一个很斯文的帅哥。其发型，西服颜色几乎从不改变，所以站在很远的地方，我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三洋马达的代理商，有次也是要退不良品，在西门那过富士康海关的时候给拦下来了，海关说数量有误要重新开放行单。哎呀，这可麻烦了，于是他跪在地下，一盘一盘地清点那些至于黄豆大的小马达，花了半个多小时，确实数量搞错了！在台资企业上班的人都知道，放行单要很多级的领导签字才行的，于是我去找组长，找课长，找经理，再到海关备案，跑了近二个小时后，我都快虚脱了，他还在那等。烈日当头啊，他还穿着西服。

这些看似外贸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就像是打了一次擦边球，看到心中向往的目标越来越近，在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后，却开始舍弃这个目标，越来越远。2005年的3月7号，我拿到了最后一张离职放行单，看了看富士康园区最后几眼，带着一丝伤感，默默地走了！